心灵驿站

老任头

　　老任头是下放户，是当年毛主席发出“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”号召时，从天津卫搬来的。下放时，老任头与老伴儿一人拎着一个提包走进了老屯。

　　毛主席他老人家想得很好，农活人人能干。让老任头这样的人在农村，既改造了世界观，又帮助了农业生产，还减轻了城市负担——一举三得。

　　乡亲们热情地欢迎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城里人：东家送米，西家送面，油盐酱醋一样不少。乡亲们的古道热肠让老任儿激动了好几天。

　　老任头温文尔雅，年过五旬，个子不高，肤色微黑，长得很像水泊梁山的呼保义宋江，但生活生产当中的老任头却不能给乡亲们带来及时雨。虽然他也有两只手，却一样农活也做不来。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。上山砍柴，人家一次都背回一座“小山”来，他一次只能拖一个小树枝来。回到家中还美滋滋地问老伴儿怎么样，老伴说“可以”，从此以后他就有了一个雅号：可以。到井边去挑水，人家一次挑两桶，可以只能与老伴两人抬一桶。

　　下地时，他苗草不分，常常是铲掉庄稼而留下了美丽的莠草，铲过的地都要别人再铲一遍。队长经常气得骂上级，让这样的人下来何用，这不是坑农村么。

　　也别说没用，“可以”故事讲得好，很有袁阔成的味道，当然，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袁阔成。队长有时就让他拎着锄头跟在社员们的后面专职说书。他知道这是队长照顾自己，于是更加卖力气，说得唾液横飞，社员听得兴致勃勃。

　　专职说书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后来队长说去捡粪吧，于是他成了队里的积肥员。每天起早到各家各户收尿，白天背着粪箕子到处走。

　　上任的第一天的早饭后，可以背着个粪箕子遛大道，看见粪便就认真地拾起来。队里的牛群刚刚过去，路上牛粪很多，他正很投入。只听一声高喊：躲开！只见大柱子骑着新买的自行车从坡上朝他冲了过来。他不敢怠慢，赶紧站在路边，没想到大柱子紧追不舍，无论他怎样躲闪，最后把他弄倒到河沟里。可以说，挺宽的大道就我一个人，哪里是人多，怎么单冲我来呢。大柱子先看看自行车——车况良好，然后就不好意思地陪礼道歉，“相住了，相住了”，之后骑上车就跑了。

　　可以做活不行，说话也费劲。尤其是他那天津卫的方音，叫人听了很不舒服。他来的第二年春天，有人问他，小鸡开张没有（在老屯，“开张”就是下蛋）。他说开了，又问下了几个，他说，还没下呢。大柱子说，那叫啥话呀，开张了还没下蛋。可以说，我说“开裆”了，要下蛋还得等几天。

　　我的妈呀，这怎么说句话都这样费劲，还能干啥。

　　有着如此表现的人他在城里究竟是干什么的，人们对此颇感兴趣。可以说自己在机关工作。大柱子说，啥是“机关”呢，就听说过“机关枪”“机关炮”，能不能是“特务机关”呢。可以白了大柱子一眼，表示回答。

　　大柱子得寸进尺。有一天，劳动休息时，大柱子问可以，可以叔，你家大婶真是从窑子里靠出来的么。大柱子问得很真诚。

　　可以的老伴虽然50多岁了，但皮肤白皙，与农村妇女决不一样，再加上镶着两颗金牙，一开口说话，就增添了许多妩媚。人们私下里议论，这女人来路不明，要按常理，她不可能到可以的手。于是大柱子就成了对话的代表。

　　第一次看到可以发怒，温文尔雅的呼保义变成了黑旋风：你姐、你妈、你奶奶都是从窑子里靠出来的！你个小兔崽子！

　　大柱子立刻灭了火。

　　到了冬天，生产队开始分粮与决算了。队里的会计突然被公社调走了，账簿无人管理了，分粮与决算工作陷了困境。老屯里的人个个都是握锄杠的行家，握笔杆子手就发抖。让他们当会计，那是赶鸭子上架。

　　队长正在愁眉不展，可以突然来了，说要试一试。队长想都没想，说一边呆着去，开玩笑也不分个时候。可以说队里照顾了自己这么长时间了，现在队里有了困难哪能袖手旁观呢。队长的老伴说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于是第二天可以临时管起了账簿。

　　分粮时，可以连算盘都不拿，站在旁边看着人们给一袋袋的粮食过秤，威严地发布着命令：张家5麻袋，再约35斤。李家4麻袋，再约72斤……威风八面，很像水泊梁山的寨主。有人说，这叫“袖里吞金”。

　　等到做决算时，只见可以拿着一个大算盘，十个指头在算盘上翻飞，哪像那些会计只会“二指禅”或“三指禅”。看到他十指翻飞我就想到有着多条自由取食腕足的章鱼。

　　社员们这回才知道了什么叫“酱斗篷扣绞锥——有尖不露”。

　　社员们对可以刮目相看了，称呼由“可以”变成了大哥或大叔。大柱子再也不敢问大婶的出身的一类问题了，见到可以只有点头问好称大叔了。

　　这究竟是老任头的荣耀，还是他的悲哀呢，到现在我也没想清楚。